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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与期待

——访原院长杨桂元教授

孟旸 周朝军

11月2日早上,我们一行三人在老干处会议室采访了现已71岁但依然精力充沛、思维敏捷的杨桂元教授。

在谈及学院即将举行45周年校庆和新校名挂牌仪式时,他感慨的说,学校已经走过了45个春秋,像一个人一样也不算年轻了,算是中年了呢。回头看一看,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!他深情的回忆说,1965年11月,武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53位骨干,响应湖北省的号召,千里迢迢奔赴郧阳山区,筹建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。相比于大城市武汉,郧阳地区的条件异常艰苦。我们其中的很多同志家庭背景都比较好,比如张林雪教授,她的姐夫是武汉市市长,姐姐是武汉市卫生局局长,自己本身又是优秀党员,但党让她来郧阳,她就来了,没有怨言。办院初我们住在郧县一个叫黑石窖的地方,一切白手起家。学校每天从各地运来砖瓦、木头,教师们一听见有人喊“来车喽”,就放下课本,立马从教师变成了“建筑工人”。那时,几根柱子撑着几块瓦片就是教室,泥巴撮一撮就是实验模具,我记得徐标秀教授的抗原抗体模型就是用泥巴做的。郧阳有三宝:包谷,红薯,龙须草。红薯刚从地里收起,也不洗,直接切成片摊在地上晾干,但中间放置过长,煮出来时常常已霉烂变味,一年四季常吃这样东西,很多同志不是很适应。夜间学习常用煤油灯,即使用电灯也不像现在这样明亮,因为电压不稳定,灯光总是一闪一闪的,每晚一到十点钟左右就会停电。再说用水吧,我们饮用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小眼“山泉水”,洗衣服还要跑到很远的一个水库里去洗,春夏秋冬都是如此。来到郧阳后的第二个年头,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。在那个动乱年代,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挨批挨斗是常事。即便如此,我们还是克服困难,人无我有的于1967年夏在十堰建起了学院附属医院(即现在太和医院的前身),在艰苦、简陋的条件下,开始了医疗工作。在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下,当时湖北省的很多院校都作鸟兽散,但我们53个人硬是坚持下来了,直到十年动荡结束,没有一个人当逃兵。讲述这些不是为了诉苦,也不是为了表功,而是说明我们“郧医人”就是有一种追求事业、不畏艰难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文革结束后,邓小平带领我们拨乱反正,社会观念有了进步,我们得到了上级政策、各级领导和社会的支持,办学条件逐渐改善,有了稍微像点样子的教室,也有了自己的图书馆。但囿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,每年学校办学的经费才几十万元,只够全院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。有时院长书记一起去省里“讨”经费,费尽心思,能拿到两三万块钱,却已十分得意了。

当我们问及杨教授在任时经历的学校发展大事时,他却谦虚的说:说来颇为汗颜,我任院长的那段时间里,因为各方面的原因,特别是经费困难,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尤其是硬件条件方面发展较慢。要说印象深刻的事,首先是1986年我邀请到我尊敬的老师——原同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叶世铎教授为“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”挂牌,充分体现了母校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。又经过几年,通过全院上下的拼力奋斗,终于使学校于1994年通过原国家教委的入列评估,最终确定为一所国家教育部所认可的学校——“郧阳医学院”,学校办本科教育,终于名正言顺了;其次就是学校开始了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;再就是卫校整体并入我校,使学校有了更多的人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当我们请杨教授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提点希望时,他说,再过几天,就迎来了学校的四十五岁生日,新校名也挂牌了,我期盼学校越发展越好,也相信学校会越发展越好。现阶段,就学校的发展而言,“量”已不是当务之急,今后更要注重“质”;我们学校现有的几个特色专业,在“特”上还要下大功夫,不仅要“特”还要“特强”;要加强人才的培养,选人才要严谨,要注重职业道德,在这个基础上,培养出创新人才。对人才要加大引进力度,但更要把我们的人才送出去培养、深造。要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宽松的条件,鼓励创新,要引导大家静得下心,沉得住气,埋头做学问,力戒浮躁,更忌弄虚作假。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的作用。我相信,今天的湖北医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会传承老一辈工作者的不畏困难、自强自立的精神,团结在校党委的周围,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。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都会解决,再曲折的路都会走成康庄大道。

摘自《湖北医药学院报》2010年11月8日 第123期 校庆特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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